苏格拉底是否主张子为父隐——兼评郭齐勇与邓晓芒关于《游叙弗伦篇》的争论

最近十多年关于"父子互隐"的论战一度波及苏格拉底。一方认为苏格拉底主张子为父隐,另一方认为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双方针锋相对,都指对方误读了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通过对《游叙弗伦篇》的解读和相关资料的考证,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确质疑游叙弗伦告父杀人,但他质疑游叙弗伦的原因并非因为主张子为父隐,而是因为不能确定游叙弗伦的父亲是否犯有杀人罪,不能断定游叙弗伦告父杀人是否虔敬。《游叙弗伦篇》既未断言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也未显示他主张子为父隐。     

面向思的存在:庄子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之比较

作为东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庄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尽管在外在表象上有所差异,但是它们却有内在的相似性,形异而神似: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关注生命活动本身;在具体体系建构方面,中心范畴具有超越性、本源性和创生性,主张齐同生死;思维方式方面,克服主客二分,主张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可见,二者在精神境界上有相通之处,存在着可比性。     

公正、共享与需要:托底社会政策的价值定位

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中国的社会政策发挥托底功能。实践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政策都具有托底功能。社会政策只有彰显着公正、共享与需要的价值理念,才能实现托底功能。具体而言,托底社会政策所倡导的公正,应体现着正义、平等与公共理性;托底社会政策所追求的共享,应是社会成员普遍性的、补偿性的、可持续性的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托底社会政策所解决的需要应以个人的生命周期为基础,再以此制定、完善相应的社会保护政策。     

东亚村落发展的比较研究:经验与理论反思

中国村落研究的传统及其超越(林聚任) 村落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结构单元,承载了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信息,因此历来受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的关注.尤其是在传统社会中,村落变迁构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们认识乡土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层面.长久以来人们聚族而居,正是村落承载了农耕文明的变迁,故村落变迁成为了人们认识传统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的一条主线.     

“明王出世”口号与大明国号考

吴晗根据"明王出世"口号认为元末白莲教起义为明教起义;杨讷认为"明王"是净土宗之阿弥陀佛别号,与明教无关;王见川认为此口号来源于宋元时代佛教异端之金刚禅。以上观点皆有失当之处。"明王"及"明王出世"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不足为明教之证。相对于明教信仰,佛教密宗及孔雀明王信仰在汉地的传播以及在民间的渗透更为广泛,并在元代切实地渗入到白莲教中。藏密中阿弥陀佛形象与汉地之孔雀明王形象颇有类似之处,从其教理上言,孔雀明王可看作阿弥陀佛之化身示现。故"明王出世"实为密宗之孔雀明王出世,大明国号亦来源于此。且"大明"之号见于《易》与《诗》,同时朱明应祝融之瑞,故为新朝不二人选。     

由意识形态对历史的遮蔽到马克思分工理论对历史的解蔽

在历史问题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分别作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由于黑格尔的综合与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直观方法脱离实践,在历史问题上均落入了意识形态陷阱,不自觉的作了历史的辩护士。马克思以分工为线索解蔽了历史之谜,把人类发展史的嬗变与作为人类外化劳动的直观展现形式的分工相联系,透过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鄙视的工商业实践这一现实的分工活动,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和矛盾运动,展现了人类主体自身的分裂。马克思以分工为契机敢于直面历史的疮痍与丑恶,并努力在批判中开启人类的解放之路。     

中国公共事业民营化改革问题探析

民营化作为公共事业改革的一种新模式,在西方国家取得了成功,但其发展却伴随着争议和矛盾.借鉴西方国家经验,中国渐进地推行了公共事业的民营化改革.但囿于固有的集权体制和公民社会的弱小,特别是公共事业改革取向定位的不明确,使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民营化改革模式存在理论滞后、指导思想缺失、规制不健全、政事不分、效率低下以及腐败等问题.唯有加强理论研究,坚持政府集权而不能越权、公平优先于效率等原则,准确定位"民营化"内涵,确立以市场竞争为核心的公共事业运作机制,才能使公共事业领域的民营化改革得到良性发展.     

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补充还是超越?——再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中所说的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是加和性的补充关系,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整个《提纲》的立意和马克思哲学的用心看,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只能是超越和替代的关系,它们是"非此即彼"的,亦即体现着两种完全不同、互盲互斥的哲学视野和立场。如果说解释世界是认识论的、静观的、形式逻辑的看待方式,那么改变世界则是存在论的、动观的、辩证逻辑的看待方式。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格式塔"转变和过渡,标志着马克思所建构的新哲学观的确立,也标志着马克思所引发并完成的哲学范式的革命性重建。     

“道法自然”的现象学解读

主客二分的预设导致了人们解读"道法自然"的两难困境:如果"道"无所效法,就会使老子哲学遭遇独断论的责难;如果"道"效法实际的"自然",就会与"道生万物"相矛盾。通过现象学的分析发现,"道法自然"实际上内蕴了人的视角;其含义是"道"需要"人"依据于"自然"道出自己。从人的视角来看,"道"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通过人的本质直观,"道"与"自然"最终在"有无相生"中显明它们的关联意义。     

引君当道 致君尧舜——二程论格君心之非

二程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接连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君心不正,即皇帝缺乏实行仁政的志向和毅力。格君心之非,不仅可以让皇帝明确实行仁政的责任、权力和可能,而且能使其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并乐于与大臣分享权力、共治天下。作为格君心之非的核心制度,经筵在培养储君和教导皇帝两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格君心之非具有历史合理性。然而,由于格君心之非主要靠皇帝的道德自觉来实现,再加上儒者缺乏制约君权的足够政治权利和有效制度保障,因而难以落实。